●防止青少年自杀，需要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共同关心，即一方面学校要加大包括知识和价值观在内的生命教育的力度，另一方面社会工作、社会服务要走进学校，以提升生命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校园里需要“驻校”的社会工作者，是因为预防自杀需要专业知识和特别的关注。被称为“生命线”的干预自杀热线电话，之所以受欢迎，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青少年可以匿名求助。社会工作者是能让青少年“放心”的角色

●引导青少年珍爱生命，社会服务比教育更重要。比如，社会工作者会组织开展一系列有效活动来增进青少年与同龄人的顺利互动。我们把此类社会服务称为初期预防。学校里的社会工作者作为中介角色，可承担起教育体系以外的社会工作，补充学校与家庭的不足

今年秋季开学以来，本市接连发生过几起中小学生坠楼事件。如此年轻的他们因“不堪学业重负”、“不想留级”，竟然以这种方式或准备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令人扼腕。

没人会相信自杀跟感冒一样具有传染力，但只要我们认真观察研究青少年的自杀现象，就会发现他们有时会相互“模仿”而使自杀成为一种潜伏的“流行病”。

去年，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公布了《中学生自杀现象调查分析报告》，这一调查报告的1.5万份样本来自13个省。结果显示：在之前的12个月中，5个中学生里就有1个存在自杀的意念！有6.5%的人“计划过自杀”，其中男生5.7%，女生7.4%.另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近年来15-34岁青少年死亡的事件中，自杀占26.04%.

专家指出，青少年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学习压力过大和所谓的早恋。面对这两大矛盾，许多学生陷入了无法排解的焦虑、烦恼、忧郁、羞愤、无助和无望；在有的学生看来，他们唯一能“自行其是”的便是用自杀结束生命，以求一了百了。心理脆弱导致未成年人的极端行为屡屡发生。

无疑，青少年对生命价值的认知是严重缺失的。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不可替代，生命是神圣的。而当青少年把自己的生命在一瞬间结束的时候，别说他们不再追寻“形而上”的生命意义，就连给亲人造成生离死别哀恸的“形而下”，也不可能念及。“生命教育”走进学校，是时候了。

“生命教育”在上世纪60年代由美国学者杰·唐纳·华特士倡导并实践，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近年来，上海也开始对中小学生进行形式多样的生命教育，政府教育部门出台了生命教育纲要，彰显“知识守护生命”的意义。但急剧的社会变迁，以及青少年处于被心理学家称为“暴风雨期”而必然经历众多变化和动荡的特点，生命教育对于制止自杀现象并不是万能的。

防止青少年自杀，需要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共同关心，即一方面学校要加大包括知识和价值观在内的生命教育的力度，另一方面社会工作、社会服务要走进学校，以提升生命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校园里需要“驻校”的社会工作者，是因为预防自杀需要专业知识和特别的关注。青少年自杀前的症状非常复杂，临床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早期发觉自杀的危险因子，找到“蛛丝马迹”。这方面，经验丰富的社会工作者要比普通教师有“能耐”。即使社会工作者无法确认自杀的某些迹象，或某些暗示是否严重警讯，但他们的职业原则会促使他们，宁可误解也不要造成遗憾。

校园需要社会工作者，是因为对绝大多数个案来说，预防自杀需要在“秘密”情况下展开。社会工作者可以成为青少年“亲密的陌生人”。他们不是老师，但他们是朋友。青少年在与他们交流时不需设防，容易“泄露”个人的某些“隐私”。被称为“生命线”的干预自杀热线电话，之所以受欢迎，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青少年可以匿名求助。社会工作者是能让青少年“放心”的角色。

校园需要社会工作者，是因为预防自杀需要相应的技术支持。比如提供因应措施、咨询、急救、转介，以及训练、教育和联系等，技术支持包括设备、器材、教材、问卷，甚至药物，以对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预防和干预方法。不具备专业上岗资格证书的人，无法承担上述职责。某种程度上，一个社会工作者就是一个“自杀救助站”、一个“自杀干预中心”，来不得半点滥竽充数，以致误人子弟。

校园需要社会工作者，是因为引导青少年珍爱生命，社会服务比教育更重要。比如，社会工作者会组织开展一系列有效活动来增进青少年与同龄人的顺利互动。这不是“玩”或一般意义上的活动。我们把此类社会服务称为初期预防，包括祛除引发自杀的环境因素和个人特征、自尊心重建、角色模仿、社交技巧训练、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等等。立足服务的初期预防，能减轻自杀早期介入与危机调适工作的负担。

1982年，香港已经在学校里全面展开社会工作和社会服务，社会工作者与学生人数之比，当时为1：4000，如今达1：1000，做到了“校校有社工”。校园里的社会工作跳出原有范围，除了继续关注辍学、街头童党、性问题、滥用药物等，也把预防学生自杀纳入其中。以预防学生自杀为契机，香港中小学的社会工作正走向综合化与专业化服务的重组。

今天，为解决青少年自杀的严重问题，校园呼唤社会工作者。香港已经建立了一个可供我们学习借鉴的模式。我们相信，学校里的社会工作者作为中介角色，可承担起教育体系以外的社会工作，补充学校与家庭的不足，将成为体系与体系之间的一座桥梁。

文汇报·苏颂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