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Ⅱ的点儿挺背，被检查出含有有害物质，引起国人紧张，上海甚至出现打砸宝洁上海分公司的过激举动(SK-Ⅱ隶属于宝洁)，一些邻国的SK-Ⅱ也纷纷被撤柜。

有人把SK-Ⅱ的这场中国风波归结于它的傲慢和偏见，认为它“完全不尊重中国消费者”，对媒体也是态度强硬。

此话颇有理，但如果我们仅仅纠缠于这些表象，就很难辨清宝洁真正的命门。宝洁(SK-Ⅱ)傲慢不假，不过它因去年在江西的一场诉讼遭受首次信任危机后，已经在积极改变自己的这种形象了，此次宝洁对危机的反应就很迅速，并且不再用各种数据为自己辩解，而是采取退货等形式化解消费者的怨气。

因此，如果还说公关不力确实有些冤枉宝洁。但令人费解的是，为何只有SK-Ⅱ引发了广泛的反对浪潮？毕竟迪奥、雅诗兰黛等众多高档化妆品随后也被查出了同样问题。

让我们先梳理一下SK-Ⅱ风波中宝洁所采取的处理方式，这有利于我们发现其中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照搬了危机管理教科书中的法则：要求相关人员迅速研究这一问题——问题是否属实？若是，情况有多严重？我们能否迅速、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能否自行解决，还是需要别人的帮助？

这是传统型领导惯于采取的方式，过度关注运营层面的问题，保守且安全，不过也许用在当下，这恰恰是错误的方法。

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更需要警觉型的领导来处理此事。他们既留心解决眼前的短期问题，也会关注出现这些问题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他们还会对所采取行动中的不安全因素有充分考虑。比如会考虑到消费者是更理性些还是更情绪化些；如果退货中出现纠纷，会有哪些后果；媒体及互联网的发展，会不会将地方问题迅速地拔高为举国关注的大事件等等。

沃顿营销学教授保罗·苏梅克尔说：“警觉型领导者一直都在寻找那些无法用现有手段解决的问题所发出的信号。他们从思想上和企业层面上创建出了一个平台，来检视什么问题被他们忽视了……”

有这样一个经典的试验：在篮球场上，试验者得到指令，要求他们数清篮球的传递次数。由于他们的精力集中在了计算篮球的反弹和传球次数这样的简单任务上，视野被极大地限制了，因此居然没有注意到有一只大猩猩堂而皇之地穿过了篮球场。

这就是发生在SK-Ⅱ身上的问题：在这场针对有害物质超标的指控中，淹没在一堆技术、法律和公关事务中的SK-Ⅱ偏偏漏掉了那只更重要的“大猩猩”。

公关和广告的四大误区

一年多来，业界流传着广告衰落、公关崛起的思潮，再加上《公关第一，广告第二》一书的推出，人们似乎更加坚信公关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会取代广告在传媒行业的位置。

由于公关的费用付出往往要比广告低，所以对于这两个不同形式的传播手段，很多企业在选择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一些误区：

误区一：把公关等同于广告

公关传播和广告传播在表达方式和表达内容方面都存在差异，广告注重创意，通过创意的新颖性和诉求的集中性来有针对性地传播信息；而公关传播注重新闻性和及时性，通过对新闻的策划和事件的推广来达到传递企业信息的作用。但很多企业将公关传播等同于广告，认为公关就是发“软文”，而且只要出钱，就应该在指定媒体、指定版面、指定时间发布新闻报道和公关文章，要求非常苛刻，这让许多公关公司无所适从。

误区二：认为广告是重要的，公关是辅助的

应该说，广告和公关传播对企业品牌理念的传达和产品的推广各有不同的功能，广告侧重对知名度的提升和销售的拉动，而公关传播则侧重建立企业和品牌的影响力。

广告的传播功能比较直接，而公关传播的影响则比较间接。相对而言，对品牌的传播适合以公关为主，而针对目标消费群的传播则更多应该考虑以广告为主。

总之，广告和公关是不同的传播手段，两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整合运用，做科学的区隔和划分，而不是一刀切地把公关置于配角的地位。

误区三：把公关庸俗化，认为就是与媒体、政府拉关系

很多企业误认为公关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与媒体和政府拉关系，职能就是所谓的“发稿机器”。一些企业也缺乏与媒体沟通的有效通道，往往以为请媒体记者与企业的高层一见面，沟通企业的情况，记者就可以为企业做出相关报道。

不仅如此，国内大部分企业对于媒体的负面报道都普遍排斥，而国外比较成熟的企业对媒体的关注往往更能表现出理性平和的态度。

其实，中国媒体的多样性和不同定位都要求针对媒体的特定策划具有针对性的活动和新闻事件，帮助媒体开掘事件背后深度和广度的信息，这些才是公关公司的核心能力。当然丰富的媒介关系是每个公关公司必备的资源。

误区四：媒介投放将公关与销售挂钩

企业做广告，将广告效果与销售挂钩无可厚非，尤其是产品广告，拉动销售是广告的直接目标，所以在媒介的选择上要充分考虑销售渠道的区域分布；但一些企业在公关的媒体选择上也常常机械地照搬广告投放策略，将公关的媒体投放与销售区域严格挂钩，考核公关传播效果也要参照销售业绩。事实上，成熟的企业几乎不从销售层面考核公关的传播价值，更多的是从企业的影响力、品牌形象、特殊事件的处理等环节来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