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提到全球化这个词时基本上是褒义的，但全球化在许多国家是贬义的。韩国的群体是反全球化最很强烈的国家。在香港的APEC会议中就有很多韩国人抗议。虽然我们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但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真正受益的不完全是美国，不是最发达的国家，也不是最不发达的国家，最受益的国家是中间国家或中间偏下的国家。高盛的研究报告指出受益国的共同特点：1.有足够的人口规模，在5千万以上，理想的是8千到1亿；2.实行积极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新经济国家中有些国家的改革是取得了成效的。如中国、越南、巴西和墨西哥。这些成效的特点，一方面是朝向自由化的，如服务部门的私有化，提高市场的开放度；另一方面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象巴西都在积极地发挥政府在经济中的调控作用。由于经济的开放，一方面增加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中国大量的产品的价格，除了少数战略物资外的价格外，基本都放开了。政府不直接控制。但最近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政府会根据一些特殊需要进行调整，一般来说市场都是完全放开了。

总体来说这些国家增加了市场的开放度，印度虽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其市场开放度比中国差远了，他们的拖拉机相当于我们十年前的，而价格是我们的两倍，在农机行业如收割机、挖掘机等，我们的技术水平比印度先进10-15年，价格只是他们的1/3。如果开放度太大的话我们只需两年就可把印度的农业机械行业打垮，但是印度的政府是要采取保护的，如关税和税收政策等相关限制很多，这是政府的行业保护行为。这也是为什么印度在原来存量市场上制造业很落后的原因。

中国今天的发展，令外国人对中国的表示赞美，比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赞美高多了。我们改革开放过程中解决主要问题的方法是，用更深入的改革方法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问题；用更开放的方法解决开放中遇到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人的基本经验。

经过了近30年的改革，我们可以和印度做一比较，80年时印度无论是GDP的水平还是其他方面都是超过中国的，中国真正出超过印度是在86年，之后就大大拉开了距离，现在印度的GDP总水平比中国的1/2还弱，但印度人在改革。印度总理辛格曾发表三次讲话都谈到，我们只需要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拿过来进行贯彻，就可以和中国干得一样好，至少10年后干得和中国一样好。从开放和改革的角度看，大家都在做，但总体讲中国显然是走在前面的。越南政府也提出我们就是看中国改什么，我们会更深入一点。如中国的税收是免三减五，越南就是免五减七；我们对劳动法有了大的调整，越南会比我们更放宽。

世界研究经济的学者提出，金砖四国指的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如果说金砖五国的话就应该包括越南，但现在高盛提出金砖11国，除越南还有印尼、孟加拉、尼日利亚、巴基斯坦、阿根廷、土耳其、埃及；这些国家的特点是人口在7千万，经济的年增长4%，大多数国家连续10年保持增长，人们的购买力持续改进，中产阶级形成雏形，或已经形成，本地消费有足够的规模，生产出来的产品足以培育自己本国经济的竞争力。大家如果去菲律宾、泰国等国家会发现，这些国家买东西时只能买到特产，但买不到品牌的。说明其经济发展落后，本国购买力有限，使其不足以培养本地有竞争力的品牌。

我们界定的金砖国家一定是它本身就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市场，有适度的产业基础，同时在体制改革方面采取比较积极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在金砖国家中是被公认的最具有竞争力的国家，虽然很多的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还存有疑虑，但公认在经济政策界面中非常具有技术突破性。

世界银行驻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现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鲍德里安，说中国的作法很有意思，在他们做之前按照经济学的原理基本上是不对的，很多经济学家都不看好中国人的作法，但中国人做完后，他们意识到是经济学理论需要修改。因为经济学是按照西方国家比较纯粹竞争市场规则，以及各经济元素的运行，设计出来的很多经济模型，而且经济模型有很多假设前提，在假设很多元素不变的情况下，市场在中间起作用的时候，而产生的输出结果。而我们这个市场是扭曲的，而且在市场中间有很强政府的手，这就与很多经济学理论模型产生冲突。

对咨询的所有同事来说，今天大部分想要考虑的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如何学习进行尝试的人要记住金砖（BRIC）国家的概念，这是一个现在非常流行的讨论话题。如果我们把全世界的国家分为BRIC和非BRIC国家，非BRIC发展中国家和非BRIC落后国家，全球化过程中真正受益的是金砖（BRIC）国家。

这种受益最典型的表现是产业转移，分为两个阶段，以2002和2003年为分界点，向前是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的外包和OEM，最早的OEM的发展是在亚洲四小龙，在四小龙之后转移到以中国和印度市场，并从底端的外包已经向高端转移，现在我国实行的招商引资政策，相当一部分高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这部分中国已经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益的是越南，包括马来西亚、泰国，拉美地区，在向后的转移中，中国是最受益的国家之一，原因在于中国在不多的发展中国家中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为加工业奠定了基础，另外在朱镕基时代，国家的投资重点是基础建设，包括港口、公路、机场，为制造业物流商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而中国人爱干活爱加班、愿意提升职业空间，使得中国人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劳动力。非洲虽然有很廉价的劳动力，但这些人都不是干活的人，没办法用。现在非洲也作出了很严格的限制，你的工厂至少80%要用本地人，一个全球的调查发现非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理想工作的标准都比较接近的，非洲人与美国人、欧洲人的标准是接近的，第一条是职业发展与家庭发展平衡；二是通过勤奋的工作能使我的工作支持我有美好的家庭生活。而中国人第一条是工作有积极的上升空间，再就是很在乎在工作中能力的培养，再培训和学习的机会，能加强自己的能力。中国人的目标是很职业化的，投入程度高。这是我们在全球中具有竞争力的原因。

从市场特征发展中看，有些特征为咨询提供了发展机会：

第一个特点是这些国家的市场，虽然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大多数的发展都不是很平衡的，不平衡会产生对产业咨询的需要，中国和印度比较，服务业可分为三个层次：一般传统服务业，如餐馆、超市等；现代化的传统服务业；如宾馆、电脑的售后，银行等；现代服务业；什么是现代服务业，在过去的服务环节中任何一个环节拿出来把它作为行业来做。如CALL CENTER ,它不是指联想搞一个CALL CENTER或中国联通搞一个CALL CENTER，CALL CENTER是一个行业。在印度的班加鲁尔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CALL CENTER中心，有7万员工在一个大楼工作，它的主要工作就是银行、医院、保险公司，印度占全球CALL CENTER业务的70%，属于IT服务业；全世界最大的银行的结算是在印度完成的。

中国与印度相比，我们的传统服务业相当发达，现代化的传统服务业在技术水平上接近，但由于体制不同而不能得到信任，如银行业，技术水平网络发达程度都是相似的，但体制的不同导致了银行业的中国特色，老外不愿用；在现代服务业，中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印度和我们相反，现代服务业是主流，大到全球；现代化的传统服务业凤毛菱角，比我们差很多，宾馆饭店很少，尤其是中低档的几乎没有，很多中国员工不愿意在印度上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找不到吃饭的地方；一般传统服务业就更弱了，与我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们是传统部分很强，印度是现代部分很强。

这种现象说明在印度要发展自己一个新的产业的时候，由于它的不平衡性，它要吸引全球资本，改进它的产业，提高它的开放性，包括全世界的资本愿意在这里投资经营，它需要在其产业构造上有很重要的改进；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我们要发展现代服务业不是简单的喊口号，而是要对产业结构的构造有新的认识，中国政府是很擅长在传统的产业中作计划的，但在全球范围内调配资源的计划能力不是很强，这就需要透过咨询的帮助提供思路。

第二个特点在所有金砖国家行政干预机制比较强，它不是完全借助于看不见的手运行的，我们会看到政治或政策对商业运行造成很大的障碍，另一方面政策也对很多商业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也是排除干扰的很重要的措施。前面提到的印度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非常的强。在俄罗斯，投资以后遇到的最大问题是黑社会猖獗，还有就是税收政策的不稳定性。如建造楼房，最后需要补的税超过了建楼房的总投资，结果是只好弃楼补税。韩国的现代集团在海参威建了一栋楼，最后结局是楼不要了，都补税了，也不再来投资了。

新型发展中国家，管理的规范性存在很多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今天中国政府是很强的，很多投资项目包括能源投资都是政府行为，我们走出去的很多项目都是国家开发银行投的，有国家意志在里面，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弱化了或规范了政府行为。中国的管理体制在日常行政的层面中的有很大成就，日常行政中的腐败很少见了，政府在提高效率保证行政执行的透明度和清廉性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如营业执照的办理、驾照的补办等都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办事程序。真正的腐败行为体现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方面，如在农村建公路，会产生腐败行为，但不管怎么说，公路是建起来了，不管质量如何，毕竟老百姓看到了新的公路。这是增量的建设，有点腐败行为是可忍受的。就是说积极的财政政策背后有积极的腐败行为。我们的腐败是看不见的，只是看到有人富了，是不一样的腐败模式。

说明什么呢？我们在进入咨询时，在选择投资点的时候、在选择资本投入规模的时候、在选择知识产权保障体系的时候、在选择滚动投资的规模、顺序和步骤的时候，这就是一整套的咨询服务。这个咨询服务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决策，更是一个政治决策。而且需要对政治的政策走向模式有相当的了解。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型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国家的咨询都是政治经济学咨询。这也是为什么需要整合型的咨询。我们很多公司是做纯商业咨询的，还有些公司是做决策咨询的，而政府真正在其他国家投资时进行的咨询决策是需要整合型的。从投资决策讲，需要一个成规模的团队，有管理咨询和决策咨询两组人才共同整合完成。

2001年我从哈佛肯尼迪商学院学MPA回来，意识到在中国MPA很少而MBA很多。在中国做一个完善的市场研究肯定不止是市场这一部分，一定是要把市场和政策两部分结合起来。在中国社会中重要战略决策不会只考虑商业因素，很大一部分会考虑政治和政策的因素和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们一共有16个MPA回来，其中有6个都在跨国咨询公司内。这说明国际咨询机构意识到这种咨询不是纯商业的咨询，而中国的咨询公司很少想到把公共管理、行政管理领域的人才招聘进来。

第三方面，在这些BRIC国家都共同存在二元投资体系，即外来的和本土的投资体系，就像中国有民族产业和外来产业，但实际上仅过了多年的发展这两部分的融合度已经很高了，很难分开了，但是还是有界限的。如前面提到的两税合一，国民待遇等都是涉及到这个二元体系，对二元体系的调控和管理的问题。在这个市场上的经营主体，中国还有国有的和民营的，在这些咨询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谁是代表未来的，或者说谁的治理模式、管理模式是代表未来的，如果从长线看中国的公司经过了多年的发展，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都是朝着跨国公司、国际公司的治理模式、治理结构、治理规范方向去做的，这作为一个目标体系是很清晰的。虽然在市场上存在着二元体系，但有其中一元是代表着所谓目标模式。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什么东西能够变成我们的声音，大部分咨询如IT咨询、战略咨询、外包咨询都是模式化的咨询，国内的咨询公司也会做一些模式化的咨询，重要的是我们模式的丰富度不够，行业的丰富性不够。在同一个行业中所积累的可参照的版本不够，还有品牌的声望问题，在我们作拷贝的时候卖不出那么高的价钱。我们的大学教授帮别人做的战略咨询有6万元的，由16万的，有26万的，最多能做到50～60万，国内的公司做战略咨询的话少的是18万，多一点是50～60万的，最多的是200万。我们更多的做得是企业运营中的动态咨询，如企业营销模式的调整，其可转移可模式化的资源是比较有限的，如果我们站在市场上看，同时存在这两个机会，模式的转换和大量动态的咨询需要，动态咨询需要比发达市场和落后市场多很多，今天在中国市场上营销咨询、渠道咨询的需要比发达国家多，发达国家其渠道模式相当稳定，而我们搞得终端促销在美国是不可做的，它们的渠道是中立化的，就像报纸。中国的策略性的和战术性的咨询机会比国外多多了。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要把处男案和处女案都要给到国外公司，如果你的客户的第一道拿到的是国际咨询公司的项目，对我们就是比较有利的。比如跟着安永做，第一道战略咨询花了1000多万，第二道就是你的了，花上100多万觉得很放松。报告的样式都差不多，中国的价格低，就会觉得还是中国做的好。在二元体系中有一元是占主导的主流的，这个主流是向外参照的，要向大的国际咨询公司参照。塔塔的成功就是它模仿的很成功，和IBM模式一样，而价格是它的60%，别人当然会选择塔塔。这是一个大趋势。

2002、2003年发生的是制造业的转移，在之后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就是高端产业环节的转移和资本热情的转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转变。通用电气在未来25年的计划中显示，在2020年通用电气的总部都不会在美国了。将来它是以BRIC国家为核心，在BRIC国家研发，在BRIC国家生产，在BRIC国家供应全世界的需要，有相当一部分的基础产业经济中心的转移是核心环节的转移，即研发环节或更重要的管理环节向BRIC国家转移。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中，一方面是本国的市场做大，如通用，通用要上一个新台阶就靠这些BRIC国家了，所以通用的研发，研究的就是BRIC国家的需要，然后其它国家都要学这些国家。诺基亚也意识到，只要在中国卖手机卖的好，全世界就会卖好了，它把最重要的手机研发放在中国，包括最新的款式，特别是我们的3G网通了以后基本上他所有的手机都在中国卖第一道，而中国人消费的周期比较短，更换手机的时间短，所以中国是世界上最好的手机试验室。诺基亚全球的工作重点就在中国。这种转移是从02、03年开始，同时是不断加剧的。在这场竞争中，中国有相当的劣势，与巴西印度相比，当人们把管理转移到中国来时，意味着这里要变成一个金融的结算中心，也是这个企业的全球命令的发布中心。用哪种语言，显然要非常好的英文，要非常便利的结算体系，包括对环境的政治安全感。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转移到印度的可能性比转移到中国的大。无论是政治体制的安全感，结算体系的通行度，英语人才的普及程度决定了印度的成本较低，安全感较高。站在这个角度看，如果从政府角度重新规划时，要做战略调整、人才培养体系、产业构造这些方面的咨询，从前瞻性的角度看仅仅今天想到的这些内容是不够的。

BRIC国家都把全球化作为自己改革的外部动力，中国积极加入WTO，虽然付出了很多代价，但使得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非常强的外部动力。以客观的理由迫使社会和经济体向前走。印度没有把中国的发展当作威胁，而是当作外部压力促使国家的政策转移，印度的问题就是政策出台太慢，所有政府投资出台的法案太慢。印度在8、9年前意识到基础建设投资做得太差了，印总理瓦杰帕伊提出了金钻计划，建立一套全国的快速公路网，用了9年的时间才建成，到07年底才通车。关键是议会决策时不批钱。在现在快速公路基础上提出了“十字架”计划，再用十年的时间建设村村通，这个计划我们在5年以前就实现了90%了，可见与我们存在的差距。他们是在用中国的模式作为本国的竞争压力来推动本国政策和经济的发展。

当然印度在很多方面也比我们强，在汽车制造方面，发动机研发比我们强，15年前两国同时引进了三菱的发动机，15年之后印度人在三菱发动机基础上开发的发动机能给欧美国家的FORD配套，而我们只能给自己的农用车和小卡车配套。在创新和研发能力方面比我们强；变速箱比我们强。印度的核心技术和工艺水平比我们强，只要成为产业工人就成为中产阶级。印度有3-5亿贫民，住在贫民窟里的，人行道也变成人躺道。巴西的贫民窟相当于我们的民工村，有一个小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都有。印度的贫民窟可在10里之外就闻到臭味了，所以比较各国的贫民窟就可见国家整体的发展水平。

但到了工厂里就不一样了，印度工厂的生产水平比我们高，就汽车比较，我们的车型比印度好看，内置做得好，但核心部件不行。看不见的地方，印度人比我们做得好，大面上看得见的中国人做得好。如果从产业整合的角度来说，假如中国人与印度人建一个合资企业，共同发展一个生产线，从研发开始到生产到把车销售到全球，在产业的整合中有很多咨询业的机会。基本上在主要的产品中都看到了机会。印度人比中国人懒，但印度人注重参照体系，很规范，中国人就是没规矩，创造性很多，小聪明很多，如果把中国人和印度人放到一起干活，效果就很好。这就是在合资企业中的中国人的优秀度比纯粹在国内企业中表现要好些。异制的文化导致人的优化，人在国外时觉得自己代表本国，把你放到联合国你觉得代表中国人在发言，会对自己有优化的需要。

除此之外在所有BRIC国家中，在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公共政策咨询方面也存在需要。很多做咨询的公司，如世界银行的很多项目，BRIC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很多的不平衡性。基尼系数是代表贫富分化的，在0.45时是临界点。当达到临界点时，会使治理难度增加，社会政策敏感度会增加，推行政策的可行性会降低，在西方是民主国家导致政权的更迭。巴西的贫富分化系数最高，是0.64；其次是印度0.56；中国是0.54；俄罗斯和中国差不多，也就是说所有BRIC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贫富分化加剧。中印两国共同存在着马太效应，就是贫的越贫，富的越富；城乡差距比原来还大；这会导致一系列社会政策上的变化；所有这些国家都存在着严重的环保问题，由于制造业的转移，这些国家发展成为能源消耗的中心，也成为高污染的中心。从水到空气到这种有毒成分对土地的污染，进而变成对农作物的污染和对食品质量的污染。造成循环污染。这些问题是在BRIC 11国中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果站在咨询的角度说，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公共政策方面的咨询需要和包括与商业机会结合与公共政策结合的咨询需要。在四五年前我们谈到环境问题，类似于慈善问题的社会责任范畴的问题。去年在美国有一本畅销书《FROM GREEN TO GLOD》提出一个预测，如果在未来20年中环境环保因素是东西能卖出去的基本价值，而且会成为营销中的重点，产品说明书中会把环保问题作一个系统的汇报，整个生产过程中的透明度都会有极大的提高。第一个最典型的环保说明书是一家咨询公司在美国为一家大型零配件公司做出来的，最近美国的咨询公司都提供生态小区的推广概念，在所有的污染中，工业污染占50%，生活污染占40%，农业和其他污染占10-18%，未来的房地产小区建设怎样变成零污染的社区，从房子的设计，社区的设计，各种共用设施的使用，有很多人把它称之为生态乌托邦，美国很多房地产商开始尝试做生态小区建设。《FROM GREEN TO GLOD》，在2008年2月会出中文版，相信在08年奥运热之后，09年环保概念会成为很热的一年，明年是巴厘岛路线图谈判取代《京都议定书》，从而会产生一个新的关于环境行动议定书的一年，也是中国政府提出五年节能减排目标的关键之年。明年将是环保能源问题的热点讨论年。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世界油价还会创出新高，可能达到150美元左右，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整个产业体系能源消耗问题，关于能源的技术咨询会成为很走俏的技术品种，事实上美国人消耗了大量的汽油，但美国自己的石油大部分是不提炼的，它提出了50年战略储存规划，就是在未来50年美国将重点消耗其他国家的能源，而将自己的能源储存起来。三年之后，当世界能源可供使用量越来越少时，美国储存的能源就会有高的价值。俄罗斯总的来讲咨询业不是很发达的，但其重要发展方向就是能源技术咨询；巴西是一个在新能源技术咨询方面很发达的国家，把新能源的研发设计推广等变成一个行业来做，它不止作传统的咨询方案，而是带有的行动性的协调管理的，是行动和咨询两者相结合的模式。将来谁拥有农产品谁就拥有战略性资源。在印度、巴西农产品可耕种面积比我们大很多，印度大我们6倍，巴西大我们8倍，而人口比我们少很多。是在战略上很有竞争力的国家。在技术领域的咨询中也会成长出新的东西，这与新经济发展体有密切联系，我们自己与国际的合作中也有能源战略方面的、能源策略方面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在研究非洲市场时，世界上认为中国人进入非洲市场主要是为了获得非洲的矿产资源和能源，就像其他国家看美国打伊拉克主要是为了石油，所以在全球的外交行动中，人们现在用能源来解释人的行动动机的现象大大增加了。如果从咨询服务的角度看，在这个领域会给的咨询业提供很多机会。

现在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在不同市场上所获得的机会和资源是不一样的。中国公司在整个市场中有上行、下行、平行市场。在上行市场如欧美市场主要获得的是技术资源，对技术资源的控制和对关键资本资源的控制，中国现在是主权基金的公司，主权基金代表了我们的思路有很大的转变，过去我们是劳动资本主义的国家，就是重视劳动资本的国家，而现在知道真正控制资源是要靠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结合。怎么控制摩托罗拉，如果成为占28%的股东，自然可以控制公司。我们现在要投资摩根斯坦利，而且要占19%，成为第一或第二大股东，而摩根在全球投了很多公司，这就成为老板的老板。这样决策哪个项目要放在中国来做，我们就有发言权了。这是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的模式在国家操作中的使用。在上行市场我们都是不赚钱的，如凤凰自行车，卖到美国倒贴8美元，但卖到阿富汗净赚25美元。 基本原理就是在经济落差中挣钱。比我们高的市场是上行市场，与我们平行的BRIC国家是平行市场，落后国家是我们的下行市场。

在每个市场中要获得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市场上的战略意图、战略目标、运行模式都不一样。一旦我们进入市场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如中国人不善于和外国工会打交道，欧美在非洲的援助是不成功的，100个项目有70个是不成功的，由30个还能过得去。但有多少中国援助非洲项目是成功的呢？100个项目有5个是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欧美的模式很重视和本地的NGO合作，我们只和政府合作，非洲的政府是浮在上面的，不太管事。非洲的NGO比政府管的事还多；欧美是有很多人专门研究非洲的，由很多非洲专家，而且有很多大学生去非洲实习。中国很少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是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帮助非洲人，举例来说，中国援助非洲的农业项目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虽然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中国人离开后，大部分项目都会被抛弃。我们无论是做援助项目还是做投资项目，不能只按中国的一套办事，要理解本地的工会、政府、理解当地的文化和人，才能和他们在一起干活，这是很完整的一套管理。这就是我们在走向全球的过程中接受的一个挑战，

我们所犯的错误是咨询的唯一性，唯一性是对决策选择权的极大侵害，它会让决策者认为只有一种做法，从来都不是的这样的，咨询只是一种选择。咨询方案也应该是选择性的方案。还有一些国际的咨询公司，认为国有企业是最佳的客户，除了他们能付钱外，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企业追求规模化和国际化，容易模版化。而且更多的时候是因为你要到国际资本市场上去，正因为你要和其他的国际伙伴去发展，所以你要有一个国际的咨询公司做你的支持者，但并不代表说他们真的能为这些公司提供很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国有企业，国际咨询公司很难做出比较好的回答的：第一，国有的性质所导致的公司政治如何使公司的政策、策略、战略能够得以实施； 第二，第一次看到一本战略研究报告，很多的新鲜感冲淡了实用性。在国际咨询研讨会上可看到另外的有趣场景，大部分的国际咨询公司在说到中国的客户时，提到的是中国的客户素质不齐，领导意志不统一，很难沟通，要求多变，不准时守约，不理解咨询到底是什么东西。很少会听到他们表扬自己的客户。我在两次AMCF会议上提到，站在营销的角度上说，客户总是对的，客户的需求总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中国的客户只是因为他们在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为什么中国的客户在你们的面前总是差的客户、低素质的客户、有问题的客户呢，如果我们用客户总是对的这个原理，而你们却总认为客户总是错的，那到底是客户错了还是你们错了呢？至少从基本反应中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国际咨询他们策略性的获得了这个市场，但他们并不是在很大程度上与客户之间有和谐的关系，或者说很大程度上他们并不是一种高认同度，一定程度上说，是在某些特殊机会下的苟合。也正因为如此，即使从表面的市场来看，国际咨询公司获得了很多现实的咨询机会，但这并不是一个高忠诚度的市场占有模式。他们对市场的初步开发为未来中国公司在这个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当然前提是，他们所存在的问题我们要进行反思，不能重复他们的问题。